臣闻天下之事固有古以为急而后世以为迂者，雅乐之谓也。古之治天下者，礼、乐二事而已，故曰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古人为治，盖未尝去礼、乐于斯须也。自秦至于五代，历年数千，岂特斯须而已哉，然未闻用乐以兴治，而汉唐之盛，亦称太平，此其故何邪？臣尝追迹其事，以为汉唐拨乱之后，如后元、中元、贞观、开元之际，其民皆有礼乐，第当时不能一新制作而形容之尔。夫民平居乎其私，茍有可喜之事，其容貌必悦，其笑言必和。虽使顺风大呼，其呼愈疾，其声愈湿润而无陵暴之气，则是无故，彼其心有可喜之事然也。今秦、隋之君皆踞民而寘之于炉火之上，天生圣人，为天下请赎民命，去其炉火而纳之清熙之域，无横徭以夺其农，无横赋以伤其生，衣食滋盛，子孙蕃息，是皆可喜之事也。于斯之时，中国之民皆有恭顺喜悦之心，则其声之和乐不待言而著矣。夫惟其心之恭顺，是制礼之本也，夫惟其声之和乐，是作乐之本也。茍因其本而成一代之制作，顾不美哉？惜乎！贾谊有制作之心，而文帝不能用；太宗有制作之心，而房、魏不能赞。羊祜所谓天下不如意，常十居七八，岂谓是邪。由此观之，汉唐之盛，皆有礼、乐之本，第不能形容之尔，此其所以治也。臣伏睹自汉以来，历世皆有歌舞，以昭功德，大率增损其旧声而易其辞意缀兆尔。虽汉之《四时》，唐之《九功》、《七德》，皆未有大过人者也。惟梁武愤钟石之舛，慨然诏访百寮，而皆不知所以制作之法。帝自立四器，名之为通，以求十二律之声，而皆得之无差违。至于郭周，而王朴以秬黍定尺作律准，十三弦因其律之数而十之，以为设柱之度。此者皆卓伟之功也。臣尝嘉焉而又惜之，盖梁周之际，政衰壤狭，虽有作乐之人，而无作乐之时，宜其惜也。梁通周准，其法皆可为用，第不知其累黍之有是非尔。梁之通固亡矣，不可得而见也，朴之准今也犹存于太常。设其声有高下，则其弊在尺不在准，因其法而更黍尺以制之可也。或曰，隋之郑译，唐之祖孝孙，皆能旋宫之法，此非卓伟之功乎？臣曰，译、孝孙固知乐矣，然其法无传于后。梁之通也，周之准也，其法皆可传焉，此所以为卓伟之功也。伏惟本朝自太祖受命，急于制作，尝叹雅乐声高近于哀，恩诏廷臣讨论其理。而和岘取太史铜具，创造新尺，以黄钟之管放王朴之器，其声果下一律。迨至道之初，太宗以神明之性，增弦于琴阮，此诚祖宗留心于移风易俗之深也。臣伏见仁宗景祐初，因李昭言乐，遂诏侍臣访雅乐制度，而又博求朝野知乐之士，凡治金磨石，改制八音，至景祐中而后成。虽暂□设而卒不施用，是岂筑室于道谋之致乎。昔杜夔令柴玉铸钟，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，数毁改作。玉谓夔清浊任意，更相诉白。魏武取所铸钟杂错更试，然后知夔之精而玉之妄，乃罪玉焉。夫天下之难知者，乐也，而易见者，亦乐也。知之存乎性，故为难；见之存乎器，故为易。傥各从其说而使之制十二钟以考视焉，既不甚费，而其人之精妄可坐见矣。方今治安久矣，虽汉唐未有若今之盛也。百年制作，适当其会。惟陛下益思所以宽徭薄赋于天下，使天下之民声和气和，乃命贤臣制礼作乐，以述成祖宗之美志。茍前日之乐是邪，因而成之；茍非邪，宜不惮劳费而一新乎制作也。夫人之情贵因循而尚茍且，盖因循则无过，茍且则无谤。故虽通才远识之人，亦不敢毅然有意于制作之间。以是言之，梁武非人君，则四通不立，十二雅不成。王朴非枢要之任，则律准亦不能以必立也。可不鉴哉！